帝王多寡恩,功臣多负屈。李渊如此,李世民也如此。对争霸者、竞争者,就算是李渊亲口称之为“从弟”的李轨,也因为自称“大凉皇帝”而被斩首示众。李世民登上皇位的过程,更是充满了血腥和屠杀。　　

　　大业末年,隋失其鹿,而天下共逐之。对于隋朝的覆灭,著名历史学家于赓哲教授的见解颇为独到。他认为,隋之灭亡并非炀帝一人之过,隋也从未有过一个明显的衰落过程,它之所以盛极而亡,既有炀帝的暴虐统治致使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更与炀帝的很多战略意图触犯了关陇集团的利益有关,所以“关陇集团都不再效忠于他,甚至加入农民起义的洪流中,推翻了他的统治”。在新著《唐开国》中,于赓哲不但以故事性解读的方式复原了隋王朝的灭亡与唐开国的历史细节,还以翔实的史料颠覆了对唐开国历史的传统认知。

　　“大唐开国史绝非一两位英雄可以决定的……(它)是整个社会由动乱走向安定、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这是个广大民众创造历史的过程,是多种势力互相角逐、较力的过程。”于赓哲开篇即阐明一个长期被传统史学家忽略的问题:“隋唐的朝代更替,不过是一个集团内部的权力交替。”于赓哲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一则隋和唐“有血缘关系”,不但同出一个政治集团,统治基础也相似。唐开国之后,先是大量起用了隋朝旧臣,后又长期沿用隋朝的典章制度。二则隋绝非“隋唐盛世”的点缀或者附属品,隋国力之强盛,足使李唐王朝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相形见绌。而且,炀帝其人还有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于赓哲认为,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并非传统史学家认为的那种简单的“好大喜功、性好游玩”,而是为了“在经济上保障政治重心东移”。

　　其实,隋朝的灭亡有一定偶然性。一方面,隋炀帝削减关陇门阀影响力的爵位和勋官改革,以及大量地引进江南和关东人士引发了勋贵门阀家族的强烈反抗,著名的杨玄感叛乱就是例证;另一方面,隋炀帝顺境时志得意满的性格与逆境时的颓废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其加速了隋之灭亡。

　　一座凌烟阁,见证了李唐开国史。与历史上其他所有的改朝换代一样,虽然李唐取代杨隋是关陇集团内部的权力交替,但过程绝不是和风细雨的柔和。李唐的建立不但伴随着残酷的政治斗争,大江南北那血雨腥风的战争甚至持续了很多年。史料显示,隋朝鼎盛时期全国有人口九百万户,而唐开国只剩下不到二百万户。

　　通过严谨的考据和缜密的推理,于赓哲教授不但揭示了“晋阳宫逼宫”的荒谬,还“结合裴寂的墓志铭等文献……(得出)李渊举兵早已箭在弦上,根本不可能靠裴寂、李世民等人‘晋阳宫逼宫’来刺激自己”的结论。从《唐开国》的表述看,李渊其人不但有着关陇集团核心成员的身份,还具备一切“成大事者”的特质。就连明人张燧也感叹:“古今杀降之甚者,莫甚于唐高,而项羽、白起弗与焉。薛仁杲降则杀之,王仁本降则杀之,萧铣降则又杀之,其他盖不胜数也。或谓出太宗意,然而太宗未尝杀颉利也。”

　　狼烟烽火,成王败寇。表面上的冠冕堂皇难掩权力争夺上的实质性残酷。从并州风云至太原起兵,从东征屈突通到西败薛举,从瓦解李密的瓦岗军一直到决战虎牢关,于赓哲以颇多笔墨浓墨重彩地对风云人物如雄主窦建德、劲敌王世充、猛将尉迟敬德、名臣魏徵、太子建成、秦王世民、齐王元吉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摹写。帝王多寡恩,功臣多负屈。李渊如此,李世民也如此。对争霸者、竞争者,就算是李渊亲口称之为“从弟”的李轨,也因为自称“大凉皇帝”而被斩首示众。李世民登上皇位的过程,更是充满了血腥和屠杀,著名文史作家王觉仁曾在《血腥的盛唐》中用“最黑暗、最血腥”来诠释这一过程。

　　“太宗既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正如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先生在《书唐隐太子传后》中所评述,李世民曾多次要求亲自观看高祖李渊和他的《实录》。经过李世民授意改定的这“两朝实录”,李建成、李元吉的形象不但丑恶,他们在唐开国战争中的功绩也被抹煞掉了。在《唐开国》中,于赓哲以战争讲述和人物描写双轨并行,典籍史料引介与考古遗迹发掘互为佐证,以无限接近历史真相的态度厘清了诸多被大家误解误读的史实,饱含热情地呈现了一段不一样的大唐开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