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杨永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把报告精神体现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之中，贯彻到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之中。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性跃升

　　治理是随着社会的形成而产生的组织协调机制，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天下大治”是历史上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从诞生至今近百年，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基础薄弱、缺乏经验等历史原因，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

　　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与资本主义竞争较量的重要方面，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时代潮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探索。从“四个现代化”到治理现代化，从传统治理到现代治理，从制度体系到治理体系，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到全面依法治国，都是我们党在中国治理道路上的坚实脚步。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古今中外治乱兴衰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概念。它在本质上既不同于封建统治的治国理政，也不同于西方的治理概念。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就是党领导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国家治理的过程，就在于充分动员各个方面的力量，激发国家、社会与市场的活力，促使三方积极互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原则，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必须适应新时代要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从三个层面推进。一是制度体系。作为一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的集合体，要能够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增强社会活力，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引领力。制度是治理之本，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制度建设。二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为制度的实践形态和功能实现，要体现治理体系的科学化、治理能力的高效化、治理方式的法治化、治理机制的常态化、治理效果的最优化。治理是制度之用，制度优势要在治理现代化中落地见效。三是价值体系。作为制度和治理的基本准则，是贯通制度体系和治理实践的灵魂。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把维护好实现好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准则、基本价值追求，规定了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和价值标准，治理现代化就是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化。

　　推动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定型

　　治国理政制度为本，强基固本方能长治久安。治理基于制度、源于制度，制度决定、统领、支配治理，没有脱离制度的治理。推进治理现代化，以完善制度为前提和基础。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要用三十年的时间，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也就是“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更完备”是基于制度体系的空间特性，要求随着社会系统的复杂程度增强，增大制度的覆盖面，减少制度的盲区和漏洞，提高制度体系的衔接性和自洽性，克服某些制度之间的不兼容性。“更稳定”是基于制度体系的时间特性，要求随着社会运行的有序程度增强，提高制度的规范性和延续性，让制度内化于社会机体之中，常态化运转、稳态化运作，在改与不改、变与不变、动与不动之间保持恰当的均衡。“更管用”是基于制度体系的实践特性，要求随着国家治理的法治程度增强，充分发挥制度的导向、激励、协调、控制功能，强化制度权威，增强制度效能，减少制度疲软、制度失效现象。更完备、更稳定，都要落实到更管用上来。

　　“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是一个科学的制度设计过程，更是一个攻坚的制度变革过程。一些利益格局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已成为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重大障碍。因此，要“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瘤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依赖创立初始阶段的制度设计奠定坚实基础，也依靠长期运行期间的制度完善不断巩固成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也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过程，是在这一过程中更加增强制度自信的过程。

　　当前，党带领人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处于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中华民族复兴由富向强包括国家治理能力的显著提高。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矛盾，利益格局固化的艰难阻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复杂，提出完善制度、推进治理、贯彻法治、从严治党的艰巨任务，要求增强制度完善能力和制度主体力量，确保夺取决胜全面小康的胜利，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经验日益成熟的集中表现，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推进国家法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但与那些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上还有不小差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进人新阶段。

　　一是全面拓展治理实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方位、各领域、各层次的治理现代化。从企业治理、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到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包括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新时代治国理政有机统一。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到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经济治理、生态治理、核安全、网络治理、打击恐怖主义等领域，担当大国责任、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促进大国治理与全球治理相容互济。从单项治理到总体治理，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揽多层次多类型多领域国家安全体系，通过各领域的安全治理来达成总体国家安全的效果，又通过总体国家安全状态的保持来推动各领域的安全治理。

　　二是紧紧扭住治理重点。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相一致，与治国理政新战略新实践相统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根据我国发展关键阶段的实践要求，解决实现奋斗目标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回应人民群众的愿望需求，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重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成国家治理的基本领域及治理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框架，全面依法治国确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导方向，全面从严治党塑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着力破除治理现代化重大障碍、有效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理政的重大决策部署，把全面治理与重点治理紧密结合起来，既有总体布局，又有战略布局，互为支撑、相得益彰。

　　三是更新变革治理理念。发展理念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支配着治理理念，渗透于治理理念。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贯彻新发展理念，就蕴含着治理理念的转变创新，形成现代化治理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国家发展全局处于核心位置，决定了创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协调发展追求发展布局、发展关系、发展空间、发展要素、发展进程的协调性，实际上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达到的治理新秩序。绿色发展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遵循经济、自然、社会规律的共同要求，与生态治理是同一项任务、同一个目标。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活力、进化、兴旺之道，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身就内含着将“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合成一大盘大棋局来下。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表现在治理领域就是让人民共享治理权利和治理利益。新发展理念赋予治理理念新内涵。

　　促进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融合贯通

　　国家治理现代化，既离不开治理体系的支撑保障，也离不开价值体系的引领整合。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都以一定的价值体系为基础，围绕其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价值体系培育与治理体系建构良性互动、相辅相成的演进过程。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为形成国家价值内核、实现社会共同理想、构建人民精神家园，不断培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回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明确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核心价值观标刻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准则，确立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航标，立起了一面引领社会前进的精神旗帜，使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更加明确、信仰意志更加彰显、结构特性更加突出。具体来说，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确定了制度和治理体系“为了谁”的价值取向，我国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要有利于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努力，由人民所赋的治理权要接受人民的监督。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确定了制度和治理体系“为了什么”的价值目标，治理的完善、方式、效果，都要服从服务于核心价值观，围绕核心价值观而推进，以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准则。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确定了制度和治理体系“怎样评价”的价值标准，评价治理是非得失，最有发言权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国家治理的实践标准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标准。牢固树立治理的人民标准，也就解决好了治理的政绩观，评价各级政府和领导的治理政绩，不是看形象工程的大小多少，而是看人民利益的增长程度，看广大群众的满意程度。

　　现在，现代化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所追求的发展目标，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文化理念一度被奉为圭臬，它似乎包含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对于治理现代化的全部构想。西方一些政客、学者认为他们就是治理现代化的楷模和目标，认为他们的治理体系体现了“自由”“民主”“人权”，并将其视为普世价值，在世界范围进行推销。诚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方面需要一个汲取西方文明有益成果的过程。但“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文化价值观念深刻左右着一个国家的治理模式。每一个治理体系的背后，必有支撑其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文化的因素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决定力量。我们要警惕借“普世价值”抹黑我们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传统的行为。借鉴西方治理现代化经验，并不等于忽视自身文化特点，简单照搬西方模式。在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言必称希腊”，认为“外国的月亮更圆”，只能是妄自菲薄、丧失自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这种主张和定力，来自文化上的自信从容。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改进和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保持对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的坚定自信。这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以对中华优秀文化的高度认同作支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者作为统一体，共同支撑起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传统文化体现出的道德滋养，革命文化渗透着的红色基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包含的科学理论等，占据着价值体系制高点，是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就要从这三个层面的文化中汲取治理现代化的营养，既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又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的坚强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