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一直保存着一条印有鲜红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字样的白色毛巾。那是1970年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身着新兵军装的我正收拾行装，母亲翻箱倒柜找出她多年珍藏的白色毛巾说:“你带上这条毛巾吧，到部队要好好干。”我接过毛巾心头一热，我知道这是我大哥参加志愿军从朝鲜归国后带给母亲的。如今想起我当年参军的经历，一缕缕往事缓缓地钻出来。

　　1970年秋季，我向母亲流露出想参军的打算。已年届56岁的母亲觉得非常突然，唠叨着说:“爸妈年岁大了，也需要个人照顾啊。”母亲的话不是没道理，我是家里的“老疙瘩”(排行最小的)，我上面哥姐都离家或到外地工作，大哥又参加过志愿军，如今，唯一守候在父母身旁的我，再去参军，着实让母亲难以承受。为了安慰母亲，我劝她说，我只要当三年兵就复员回来照顾您，经不住我反复“求情”，最终，母亲与父亲商量后，答应了我参军的愿望。

　　以后，经过体检、政审我很快被批准入伍。当我将“入伍通知书”带回家时，母亲眼里噙着泪花说:“好啊，你二叔参加过八路军，你大哥参加了志愿军，如今老儿子参加了解放军，咱们全家都光荣。”

　　母亲爱军的情结，是随着哈尔滨的解放日益加深的。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正式解放。因为我家住在火车站附近，家中被分进三位八路军战士，父母特意腾出一间屋子给三位战士居住，家里老小八人挤在一间屋子里。

　　为了照顾好三位八路军，刚三十岁出头的母亲为战士洗衣服，与其唠家常。有时看到战士们没吃饱，还将家里的饭菜分给战士吃。战士们在我家仅住了一周就与母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大嫂，等全国都解放了我们一定来看望您。”战士们临走时，再三感谢母亲对他们的关爱。多少年来，母亲想起生死未卜的那几位八路军战士，总是心情沉重。

　　1950年10月，在中学念书的大哥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母亲共养育了七个子女，对刚成人的长子保家卫国的义举，非但未加阻拦，还让父亲一直将大哥送到新兵集结地。但是，母亲和全国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对儿子上前线的担忧可想而知。她时常偷偷地掉泪，日夜盼望志愿军在朝鲜天天打胜仗，期盼当志愿军的儿子早日凯旋。

　　一次，父亲从单位拿回报纸，上面报道了志愿军空军年轻飞行员张积慧，在驾机空战中，打掉了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喜讯。没文化的母亲让大姐，从头至尾念了两三遍，“打得好啊”，母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以后，母亲只要听到有关志愿军在前线打胜仗的故事，就默默地记在心里。闲暇之余，母亲常常给邻居大娘大婶们讲述志愿军打胜仗的故事。街道干部看母亲讲得头头是道，便问她是啥文化。母亲说:“我没念过书，也没单位，是个地道的‘锅台转’。”一旁的邻居赞扬说，这个大婶儿子是志愿军，人家是军属。那时，当地政府对军属家庭给予很大的荣誉，在门脸上方给镶上“革命军人之家”的小牌匾，并颁发“军属证”。使母亲感到了当地政府对军属的关怀，也更激发了她爱军拥军的热情。

　　我当兵一年后，部队决定送我到军校深造，在赴军校前，我顺道回家看望父母，愧疚地对母亲说:“儿子不能兑现在部队干三年就复员的承诺，不能早日回家孝敬您。”母亲却高兴地说:“部队让你上军校是领导看重你，你不要惦记家里，我和你爸身子还算硬朗。”然而，我望着母亲满头白发和脸上爬满的皱纹，心头充满了阵阵酸楚。我带着母亲的期望，在部队一干就是18年。

　　1987年，当我转业进入检察机关时，母亲已在一年前去世。那时我多么期望再让母亲看看我穿检察服的模样啊。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