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古来多节俭。不节俭也不行，杜甫后半辈几乎都在为生存奔波。“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家里连床像样的被子也没有。当然，也有大手大脚的，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他有来钱的道儿，别人学不来。司马相如娶了卓文君日子好了，却吃出了糖尿病，那时也没二甲双呱，还得“节俭”管住嘴，重过苦日子。

　　我最先亲眼看到当代作家节俭的，是老作家林漫。林漫原名李满天，延安干部，大个子，人很慈祥，曾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某个盛夏，去围场坝上采风。那时条件差，伙房的菜上得慢，林老的习惯是上一个新炒的，就把刚吃剩下那盘连菜带汤倒上去，然后把空盘子放在底下，吃完了，桌上一摞盘子。有的女士不习惯，偷偷去别的桌。我还行，一直坚持，林老说这辈子就受不了一点浪费现象。他的级别很高，一路上却全跟我们年轻人一样，坐租来的破班车，途中啃面包，用手兜着，渣儿都不掉。

　　大诗人田间来承德，与青年作者座谈，穿一身黑色旧呢子，讲了一会儿他伸手往怀里掏什么，没掏出来，接着讲。讲讲又掏，这回掏出来了，是一根烟，点着了慢慢抽，什么牌的，谁也不知道。当时没有桌上摆烟和水果的做法，抽烟也是各抽各的。田间先生家在北京，他在外时间长，夫人也出门，他写一纸条给办公室的同志，请他上北京到他家(想必是有钥匙)看看，院里有一小坛腌的鸡蛋，“可煮一只，尝尝是否咸了”。这事广为流传，有说“抠”的，但多数还认为他们这些老同志是从骨子里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因为作家节俭，也有好多节出笑话的。当初我们这文联一个作者，省吃俭用买了辆新自行车，喜爱得不得了。那时路不好，怕车子沾泥水。常常是他骑车子出去，回来车子骑他:扛回来。住平房，放院里怕丢了，放屋里怕磕了漆，他就在墙上钉了个大橛子，把车子挂在上面。每天躺床上看着新车，比现今买了宝马还高兴。地震时，别人往床下钻，他往墙上蹿，怕墙倒了砸了车，至于砸不砸自己，事后说，没顾上想。

　　别光说旁人，就说我自己吧，我还不属于特节俭的，但经历过下乡插队那些年生活，一开始参加一些特别丰盛的宴请，散了，看满桌的剩菜，就特别受不了。在外地不能说啥，在承德我说你们不好意思，我不怕，我打包。可架不住有时天天有饭局，老伴都急了，说吃不了也得扔，怪费事。我一看这风气真不是咱一两个人能扭转的，渐渐也就见怪不怪了。

　　多数男作家在穿戴上都不讲究，甚至有些邋遢。有一年冬天去沈阳领《芒种》文学奖，就请了我和山东一位作家。我穿一件旧大衣，他穿一件旧羽绒服，往外蹿毛不说，拉锁还坏了，用别针钩着。进宾馆，门卫都拦着不让进，说:桑访(上访)不在这疙瘩。

　　后来条件好了，作家们也渐渐“奢侈”了。天津作家肖克凡请我吃锅巴菜(早点)，说:“大哥，咱现在有钱了，一人吃两碗，别心疼呀!”

　　《潜伏》作者龙一外出，事先算好，去几天带几双袜子———咱天天穿新的，一天一双。然后摊比三家，“您这多少钱一双?”“两块五。”“哎呀，贵啦。两块吧。”“行，两块。”“那来六双，给您十块，正好。”“您这账怎么算的?”“二六一十二，错了吗?”“那两块呢?”“噢，我一下买五双，你怎么也得饶一双吧。”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