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民主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而实现这种价值的道路却各不相同。民主的一个基本形式是选举，但是只有选举的民主而没有配套的政治系统，选举民主甚至会把一个国家带向深渊。选举民主既需要民族国家建设这个前提，也需要法治这样的制度基础，还需要文化这样的血脉系统，而民生是一种更优先、更迫切的需求。这些是基于比较制度变迁研究而来的基本经验。

　　国家前提。比较政治发展告诉我们，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最重要问题是国家认同。在存在国家认同危机的情况下，“民主”甚至会变成煽动族群冲突乃至国家分裂的工具。只有当“我应该属于谁”这样的国家认同解决以后，民主选举才不至于演变成为内乱。就中国而言，民族国家建设依然是进行时。作为文化共同体，中国很古老，已经几千年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很年轻，还不到100年的时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建设起始于新中国。在一个年轻的现代国家中推进民主，必然存在民主政治与国家建设关系问题，比较制度变迁中的有关经验和教训必须认真研究。

　　制度基础。民族国家是任何国内政治活动的制度框架，而支撑这个制度框架的是制约权力的政治体系。对于后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政治最容易演变为民粹主义式的“多数人专政”。制约权力的根本制度还是至高无上的宪法，以及一系列相互配套的法律和制度安排。历史经验是，无论是英国的民主还是美国的民主，都首先是在相互制约的权力框架内进行的，因而显得有序、稳定。相反，当不存在这样的权力制约框架时，无论是早发达国家的法国、德国，还是很多的后发展中国家，民主本身只能使政治更无序，国家更动荡。今天转型国家同样验证了这一经验，转型民主能否得到巩固，在很大程度上与是否存在一个权力相互制约的政体有关。因此，民主应该是在良好的权力制约的制度基础上进行。

　　文化基础。如果说民主发展的好坏、民主转型的巩固与权力制约体系有着直接的制度关联，而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则是文化因素。选举民主说到底是为了资源分配，不但决定谁将得到好处，还决定谁将承担代价。因此，就需要一套规则去约束选举人。约束选举行为的规则不但包括我们都知道的正式约束机制，更重要的是非正式约束机制即文化、道德和传统，其核心就是宽容和妥协的公共精神。没有妥协，就没有好的民主；而不妥协的民主不能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比暴政好不到哪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来一直处于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来说，宽容和妥协精神的培育尤其重要。

　　民生需求的优先性。我们往往以为，早发达国家是民主政治优先于经济发展。我们把历史简单化了，把民权简单化了。民权不但包括选举权这样的“政治权利”，还包括个人自由、财产权和司法公正这样基础性公民权，以及享受福利的“社会权利”。在这个意义上，马歇尔（T.H. Marshall）对英国经验的研究在英语世界引起了轰动。在马歇尔看来，英国充分的公民权益经过三阶段的演进：第一阶段是“漫长的18世纪”（从“光荣革命”到1828年开放天主教）所确立的基础性公民权益即法律权益，包括个人自由、财产权和司法公正权；第二阶段是整个19世纪和20初所确立的以选举权为核心的政治权利；第三阶段是20世纪中叶所建立的确保文明生活的以福利国家为核心的“社会权利”。马歇尔的研究是对“常识”的重新发现，他所说的基础性公民权其实就是我们当下常说的民生权。确实，从“光荣革命”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整个漫长的世纪历程中，人们关注的都是经济发展问题，因为既有的国家权力系统和选举制度都没有发生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英国也是先经济发展后民主政治。如果说早发达国家基本如此，后发展中国家似乎更没有别的选择了。民生需求的优先性，这也是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结论。